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国的丧葬习俗

吴越的丧葬习俗与中原华夏、长江中游的楚等比较，在葬制和葬法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尤以土墩墓葬和悬棺葬最具代表性。

(一)土墩墓葬

土墩墓葬是吴越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葬法，其历史可以推溯到良渚文化时期。到西周时期，这种墓葬法已经成熟，如丹徒烟墩山宜侯矢簋墓、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和安徽屯溪的两座西周墓等可谓典型。春秋战国时期，土墩墓葬在吴越地区进一步流行开来，达到了鼎盛。据有的学者估计，仅江苏镇江地区，“大约有数千个”。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土墩墓主要分布在今天的苏南、浙北、上海和皖南地区。这类墓葬的特点是在构筑时不挖圹穴，平地起封成墩。墓地都选择在丘陵岗阜、山坡或平地的高处。大多没有明显的墓穴，一般只对地上表面稍加平整之后，铺上河卵石或木炭，即将尸首及随葬品陈列在上面，就近取土，掩埋呈馒头状，封土─般也不经夯实，故习惯上称为“土墩山墓”。墓墩大小不一，一般高2~3米，个别达5米以上，底径一般在20 ~30米之间，个别大的达40多米。

土墩墓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一墩一葬，即一墩只埋一人，这种数量不多，约占总数的20% ,但其规模宏大，构筑也十分讲究，随葬品的数量较多，质量好，如屯溪西周墓、丹徒烟墩山宜侯矢簋墓和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均属此类，其墓主应是贵族。另一种是属平民的一墩多葬墓，占总数的80%左右，它们一般都是不出或少出青铜器的小墓，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原始青瓷和混质陶等生活用品，各墓多少不等，一般为十多件。在一些贵族墓中，除出土一般的陶、瓷质生活用具外，往往还随葬有青铜礼器、兵器和乐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土墩墓不论大小，均不用木质葬具。

至于土墩墓葬俗，《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书均有反映，如《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曰:“夫差冢在犹亭西卑犹位，越王侯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据考证，此句意为:越王勾践使持戈的士卒，每人盛一竹篮土以葬夫差。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句子的上面，《吴越春秋》有“越王乃葬吴王以礼于秦杭山卑犹”一语，这里既不讲如何营造墓室，也不讲如何安置棺椁，而只说以竹篮堆土而葬，也正说明了这一地区盛行土墩墓的葬俗。《孔子家语》还记载了孔子往观吴季札给儿子所举行的葬礼,“其敛以时服而已，其圹掩坎深不至于泉，其葬无盟器之赠。既葬其封广轮，掩坎甚高可时隐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礼，其合矣”。

( 二)悬棺葬

悬棺葬是悬棺于悬崖峭壁上或岩壁洞穴的一种葬俗。这种葬法广泛流行于南方地区，其中以越地为最盛。

从悬棺葬的历史来看，就目前所知以福建崇安武夷山的船棺葬为最早。如武夷台白岩和观音岩保存较好的两具船棺，全长3.5 ~5米，宽约0.55米、高0.6 ~0.7米。棺床微微上翘，如同菱形，尾形分叉。经碳14测定，距今已有3400多年的历史。

关于吴越地区或文化圈内的悬棺葬俗，历代文献多有记载，如萧子开《建安记》云，武夷山，“半崖有悬棺数千”。《索隐》曰:“颜氏《地理志》，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处，即汉志书所谓武夷君。"武夷山北面的横杆山，“岩口有木栏杆，飞格栈道……悬棺仙葬多类武夷”。江西龙虎山的仙岩也有悬棺，宋人庄绰《鸡肋编》说:“其高处穴中，往往如困仓棺椁云，盖仙人所居也。”

从文献记载来看，悬棺葬(或悬棺)的名称因地而异:福建有“仙人葬”、“仙蜕”等说法;江西有“仙岩”、“仙人城”、“仙人石”之称;广东用“蜕仙台"名之;广西则称悬棺葬为“仙人山”、“铁船山”等。而近现代人，称悬棺葬为“岩葬”、“崖葬”、“岩穴葬”、“崖洞葬”、“岩洞墓”、“岩墓”、“岩棺”、“船棺葬”、“穴葬”、“幽岩墓”、“洞穴墓”等，名目繁多。

这些文献记载大多已被考古资料证实。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相继在福建崇安武夷山、江西贵溪、广西左右江流域等地发现有悬棺葬的分布。这些悬棺的方式可分为四个类型:

(1 )在岩壁上凿孔，楔入木桩，架棺其上;有的岩壁在一两百米以上，峭如斧劈，棺木多已坠毁，岩壁上还留有星罗棋布的桩孔遗迹，有的地方仍存多数悬棺。

(2)利用天然岩穴，将棺木半置穴内半露于外;有的全置穴内。

( 3)利用两个岩壁间的隙裂之处，放置棺木，在露天之下。(4)凿岩为穴，插入棺木，一端露于穴外。

悬棺葬的墓地一般选择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其标准大致有二:一是临江河溪水;二是悬崖绝壁。如福建崇安武夷山“仙人葬”，墓地选在山溪旁距水面或地面30 ~50米的悬崖上;广西桂林的悬棺墓，选在“绝地千尺”之上的岩穴;江西南城县的“仙人岩”，墓地选在“临溪峭壁数百仞"的岩洞中。可见其葬处一般高出地面100米左右，有的甚至达200多米，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其葬法是将棺材置于高山岩洞之中,或者半插在悬岩罅缝里。如福建武夷山，“半岩有悬棺数千”，“有枯木查插石罅间”;浙江“安家之民”，“悬著高山岩石之间”;广西田阳韦氏，“置于岩中”;广西融县“铁船山”，“尾插绝顶岩间”。

悬棺葬的葬具，按资料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木质，一类为陶质。前者有棺材和船棺，在福建、江西和广西等地都有大量发现，如江西贵溪仙岩的木棺，大多通体扁圆状或长方盒形,后者顶作孟顶形，还有个别棺盖似悬山式房顶;后者用瓷缸和陶罐，这在福建和广西等地都有发现。从葬具的形式来看，则可分为四类:一为“规形而锐首式”，如江西贵溪“仙岩”的悬棺便属于这类形式。二为“四方函”式，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所载的“安家之民”即采用这类葬具。三为“简匣”式的“圆棺”，这在广西同正县有发现。四为船形棺，船舱置放尸体，舱上加盖，福建、江西和广西等省区都发现有这类葬具。

各类悬棺的葬次颇多相异，大致上说来，有一次葬和二次葬的不同。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大多数地区实行一次葬，极少数地区实行二次葬。一次葬是将尸体放在棺材里，及时把棺材放到悬崖绝壁上，葬具为大棺。二次葬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呈多种多样，有的“于村外搁尸三年而葬”;有的取死人骨，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间”;有的则是“洗骨”后再葬。

关于悬挂棺材的方法，自古以来就猜测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还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如《稽神记》云:“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鼓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而刘锡藩的《岭表纪蛮》则载是“神巫有奇术”;有的更是将此归结为神仙所为。

从目前见于书刊的研究成果来看,悬置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是下垂法，即在较高的岩壁上，用绳索将棺材自上而下放到所需的位置上，然后悬置起来。据唐代张鹫《朝野佥载》卷四一《五溪蛮》记载，湖南五溪人便是用这种“自山上悬索下柩"的方法。二是吊装法。林宗淦《武夷船棺的来历》一文认为:船棺是由下而上吊装进洞，“其中很可能使用了某种最原始的机械"。梁岵庐《广西壮族的岩墓》- -文也记载了这种方法，他说:“今以田阳韦氏为证。韦

氏旧为壮族大姓，据说其祖先数代即是岩墓，在狮子山。山腰有岩，如狮子张口之状。韦氏当时用绳曳棺而上，置于岩中，不封口，子孙至今拜扫不绝。”三是筑土台法。在较低的岩壁前，筑土为台，将棺材运到岩洞，然后撤土卸台。刘锡藩《岭表纪蛮.瑶山异闻》载:“凌云岑氏祖墓在半山石岩间，每逢清明，其子孙必祭于塔(近)下....然悬棺山半，事岩已罕闻，意者当土酋威尊无上,殚民之力,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立岩际。”四为栈道法，即顺着事先铺设好的栈道，将船棺运人岩洞。这些方法有的在近年已被考古学者们用实验方法加以证实，有的则还要作进- -步的研究才可确认。

悬棺葬是死后升天思想的反映。它流行的地区皆为古代越、濮等民族及其后裔生活的地方。这里高山层叠，峰峦人云。人们视高山险峰为神灵居住或者通天之捷径，而多加崇拜。朱天顺在《原始宗教》一书中说:“山峰的高大耸天,常被古代的人们看成是通往上天的道路而受崇拜。山峰的雄伟和难以接近，则被幻想为神灵的住所而受崇拜。”因此，生活于山区的人们便把这些高耸入人云的大山视为神圣的处所，期望有朝-日自己能够如天神-样，居住于其

间，更接近“神人之天国”。福建崇安武夷山葬有船棺的崖洞口附近的缝隙间就插有一些横木条， 被人称为“虹桥板”，据说是为了“沟通道路,虹桥跨空”，让死者的灵魂归返天上。当然，悬棺绝壁之上，也可以防止人兽的侵犯，保护死者的灵魂免受侵扰;也有的是企望悬棺坠落以吉后人子孙，如《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土僚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也有的认为，棺木高悬可以使“子孙高显”。总之，悬棺葬反映了古人独特的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丧葬习俗在保留自己传统特色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因素，这在统治阶级上层贵族的丧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越绝书》卷二载:“阖庐冢在闾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铜椁三重，坟地六尺。”又云:“吴王有女縢玉……葬于国西闾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从该书所载春秋后期吴国统治者模仿中原葬制来看，说明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丧葬文化已出现了与中原华夏文化迅速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