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厚葬的起源秦汉时期灵魂观的大发展

秦汉时期,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有较大的发展,这体现在阴阳五行学、谶纬迷信、神仙方术等的特别盛行,汉末又在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形成了道教，这些都成为当时厚葬风气盛行的土壤和基础。在这一时期,宗教迷信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唇个方面,封禅、求仙、推灾异、造图谶成为统治阶级的家常便饭。秦始皇以.好神仙方术著称,在他倡导之下,“燕、齐之士，释锄来,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汉代历朝统治者也都倾心于:鬼神之事。汉高祖刘邦“甚重祠而敬祭”汉文帝重用“言乞神事”的赵人新垣平，作滑阳五帝庙,并向贾谊“问鬼神之本”于宣室;迨武帝时,国力鼎盛,鬼神之事尤被敬重。他一生干了许多祭祀鬼神、迷信神仙的蠢事,惹得“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搅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武帝之后,宣帝“修武帝故事”,用刘向言化沙炼丹:成帝末年无嗣,“颇好鬼神”,“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哀帝"博征方术士”。.到王莽时，又“兴神仙事”，闹得国内一片乌烟瘴气。延至东汉,道术盛行,统治者又酷好道教,<后汉书·襄楷传云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帝王如此，民间自然也是巫风盛行,史谓当时“街巷有巫,闾里有祝”。

由于秦汉时期人们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观念的根深蒂-固，相信人死以后灵魂不灭,还会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所以厚葬便成为这一时期丧葬习俗中最显著的特色。秦始皇陵已是众所周知的典范,据文献记载,陵高五十丈(约115米)，面积方圆达五里之大。为修建这一规模巨大的陵园,柔始皇征集了七十多万民工,前后延续了三十余年。“穿三旗，下铜面致椁,宫况百官奇器珍怪徙威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滥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仅从现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证明上述的记载并非夸大之言;在目前试掘的1号兵马俑坑内已出士陶俑、陶马约2000件,木质战车20乘,各种青钢兵器40000余件。估计此俑坑内埋藏的陶俑、陶马约6000件,战车40余乘。2号俑坑根据试掘馕况估计有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 匹，陶质鞍马116匹,各类武士俑900余件。3号俑坑计有驷马战车1乘，陶马4匹,各类武士俑68件。总计三个兵马俑坑面积约20780平方米，有陶俑、陶马7000余件，战车100余乘。陶俑身高均在1.8米左右，陶俑、陶马的滥像也十分通真生动。从气势宏伟的兵马俑、富丽堂皇的铜车马中，我们可以想见凌墓的主体部分—─墓室内部的豪华宏丽,可以证实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记载绝不是夸张之言。

汉代帝玉的厚葬现象也十分突出,<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就是说要把每一年贡献的三分之一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如果此说正确的话,那么汉武帝执政54年，他的茂陵就要耗费汉代鼎盛时期十八年的贡献,.这是一个多么浩大面令人惊讶的数字。从现在长安西北方渭水北岸和洛阳西邯山上座座栉比鳞次,气象恢弘的汉代陵墓群来看,t晋书>的记载非常可信。据<长安志》引&关中志》云:西汉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其中规模最大的茂陵则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1962年考古工作者实测,茂陵现高46.5米,顶部东西长39.5米,南北宽35.5米,陵底边长240米;陵园垣墙长430米，南北宽414.87米，墙基宽5.8米。远望如同一座削去尖顶的金字塔,显得非常宏伟高大。

茂陵不仅以规模宏大,建筑轰华而令人瞠目结舌,并且陵墓随葬珍宝之多也使后世为之惊叹不已。据文献记载:陵中“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豺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及至武帝死时，“陵中不复容物”。相传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武帝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也盛入金箱一并埋入。尽管这些丰富的葬品被赤眉及黄巢起义军挖去了一部分,可时隔二千年后的今天，在茂陵中仍然遗存有丰富的珍贵文物,其墓地周围出土有铜漏壶,犀牛尊、镰金马等珍贵文物118件之多。

除茂陵外，汉代其它皇帝的陵墓也非常浩大，随葬品之丰富,十分惊人。据文献记载,汉文帝以节俭著称，他修霸陵,不以金、银、铜、锡为饰,而专用瓦器。但晋人在建兴年间盗发霸陵时，依然“多获珍宝"。至于昏庸至极的汉成帝,为修陵墓更是“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取土东山,与谷同价”,弄得国虚民穷,“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从中可知成帝陵寝工程的浩大和耗资的巨大。

上行面下效。在京师的权隶皇戚;在制作葬具时,“必欲江南橘梓,豫章榧楠”。R一些地方上的中小官僚也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回。而一些富商大贾,地主富室由于家底股厚,史是财大气粗,其墓葬往往也是“积土如山,列树成林"。耽是庶民百姓和“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汉书·地理志》载:“列侠贯人车服瘩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婚嫁尤崇侈靡,送死过度。”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故黎民相慕效,以至发屋卖业。”“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不惜倾家荡产以治丧。“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榷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囊”。可见厚葬在汉代是极为普遍的习俗。大量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些文献记载是可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漆器、乐器、陶器等随葬品3500多件。我们只要通过其中三具彩绘的漆棺,便可了解其奢侈之程度。《潜夫论·浮侈篇>说当时“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不是虚言。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随葬器物更是多达4200多性,其中许多随葬品都是难得的艺术瑰宝，罕世珍品。特别是这两墓出土的内外镶玉的漆棺和“金缕玉衣”，更是引人注目。如刘胜的“金缕玉衣”由2498片玉片拼成,共用金丝约1100克。面汉画像砖墓在各地的普遍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从秦汉人的陵墓设计意图来看,秦汉墓葬更是充分反映丁人们的灵魂不灭观念。从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秦汉人的丧葬礼俗都模拟生前，把地上王国模拟于地下世界。秦始皇陵园的设计意图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地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日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师的宿卫军:上焦村的小型马厩坑群及西内外城垣之间的一批珍禽异兽和跽坐俑坑,象征始皇生前的囿苑,供其狩猎和游乐;皇陵封土北侧的寝殿,即<独断>所说的“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陵园内的便殿,即<三辅黄图>所说的“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总之，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和设计意图,是根据“事死如生"这一理性观念设计的,它是一幅宫城都邑图1。汉代帝陵的设计意思也是基于这种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他们坚信人死后灵魂有知，所以要求死后也能像生时一样处理政务和饮食起居。既然生时有朝寝,他们就要求死后也有庙(朝)寝。<汉书·韦玄成传>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同上四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这种陵内建寝的思想,当然是以死者灵魂滞留陵墓室内为前提条件。正因为相信死后灵魂住在陵内,所以在其近旁设“寝”，配置“饲官”，侍奉每天的饮食起居。而皇帝每月从“寝”中取出先帝衣冠游历到“庙”,也正是因为相信灵魂住在陵墓及寝中。

不仅帝王如此,在汉代地主官僚阶级中也流行着这种“事死如生”的丧葬观。他们不仅在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地面住宅，而且在随葬品方面也尽量做到应有尽有，几乎包括了生人所用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所有物品和器具,如陶俑、食物、器皿,动物、竹简等等。《盐铁论·散不足>所调“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也正是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明。

首先，为了使死者能在另一世界继续过着美好而舒适的生活,各种各样的食物就成为主要的随葬品。以长沙马王堆汉墓为例,墓里的粮食品种有稻米,小麦、大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水果有杨梅、梅、梨、枣、甜瓜、柿、橙,枇杷等;其它农产品还有芋、姜、笋、藕、菱角以及冬葵子、芥菜等。动物类食物也较多,其中兽类有猪、牛、羊、狗、鹿、兔、马等，禽类有鸡、野鸡、鸭、雁、鹤鸬、鹤鹑、鹤、天鹅、斑鸠、醇、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鱼类有鲤、碁、、鳜,银姻,刺编等。它们多被制成饼、饭,烹制成各种羹肴,加上糖、蜜、酱、盐等调味品和各种酒类,其名称见于墓中的“遗策”。品类之繁,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至于满城刘胜夫妻墓所葬之酒更是惊人，据估计当时所装的酒共达5千多公斤0。另据王充<论衡·死伪篇记载,汉元帝傅后墓内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以致改葬发棺时,臭气熏天,使身临现场的洛阳丞“闻臭而死”。这是对当时统治者赅葬的莫大讽刺。

此外，地主官僚还在墓中放置了各种生活用具,如卮,盘、豆、笼、酒壶、奁、曛、甑、鼎、勺、案、杯、酒樽、橙和杖等。供墓中游乐的随葬器物在随葬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如在薄太后南陵陪葬坑中,曾经出土有犀牛和大熊猫的骨骼。北京大葆台汉墓中也有金钱豹、天鹅、鸿雁等动物骨骼。他们想通过这宏丽的墓室、丰富的随葬品,确保他们死后在阴间世界里能够尽情享乐。

与汉人灵魂不灭观念和厚葬之风相适应的便是时人重视守冢和墓祭之风的流行。

守冢在汉代已成习俗。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下令派二十家人为始皇帝守冢，并各遗十家为楚王陈胜、魏安釐王、齐愍王守冢。至于汉代诸帝陵,则不仅迁徙山东豪强地主于陵旁。设置陵邑,而且还设置了“陵令”、“寝庙令”“饲官”"园长”、“门吏”等官僚机构,负责陵园管理,岁时祭祀。如汉武帝的茂陵就有五千多人侍奉,他死后还将数千名年膏貌美的女子置于陵中,让她们侍奉他的“灵魂”起居,屣供梳理洗漱之具,日供四食。夕供寝具,如同生时一样。

墓祭在汉代也非常盛行。世俗认为:“墓看,鬼神所在,祭祀之处。"所以他们在墓前建立祠堂,作为奠祭死者的场所。据文献记载,汉司隶校尉鲁峻冢,“冢前有石祠、石庙"3。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并侧荷梁柱"。又如上引国相王吉被诛杀,框典为其“负土成坟,为立祠堂”。此外,汉代墓祭时还有避讳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禁止刑徒参加墓祭。因为他们认为墓室是先人的阴宅,灵魂凭依所在,受过刑的人去祭墓,会有损祖先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