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厚葬的起源道教佛教引发的新的死后观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都大行于世,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灵魂不灭,因果报应,鬼神显验,肉体飞升等宗教迷信,成为极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宗教迷信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大大超过前代,灵魂不灭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在当时,虽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土,如晋人阮瞻、阮修、宗岱以及刘宋的范晔等人都力持“无鬼论”，南朝萧齐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还著《神灭论x,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但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毕竟无法改变世风。鬼神迷信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为前代所罕见。道教集中国以往迷信之大成,把民间的巫术,神仙说谶纬说。卜筮符咒等等一齐抛将出来,将鬼和怪说成是极为普遍的东西，以致“山无大小,皆有神灵"。佛教传入以后,又向中国人灌输了许多新的迷信观念,诸如佛祖、菩萨、罗汉,天王、诸天、伽蓝神、阎罗王、观世音、恶魔、夜叉、罗刹、饿鬼等等,还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来世观念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死后世界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并且日益完善,其标志是大批有关鬼神传说的小说出现和流传。鲁迅先生云“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晋人葛洪也说:“鬼神之事,著于竹帛……不可胜数。"这类鬼神志怪的代表作有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冤魂志、刘义庆《幽明录>和<宣验记〉等,这些小说大抵都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一些文人即使不信鬼神,为世风所駆,亦难免技痒而为之一试,如陶渊明作<搜神后记>便是如此。陶渊明本人并不迷信鬼神,他曾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回但他对鬼神传说颇为喜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为此续作《搜神记》。

    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与信仰中，佛家的地狱观念也在一些文人的笔记小说中得到了表现,其代表作便是刘义庆<幽明录>中“赵泰”、“康阿得”、“石长和”和“舒礼”等条所载的有关地狱的传说,而尤以.“赵泰”条为突出。该条称赵泰一日忽然心痛暴发而卒,十天以后又复苏。向人们备说了他在地狱中的所见所闻。

……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锅铁崔嵬。从城西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十三。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故,行何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燃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咀骂置,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是变身形之路，从其所趋去。杀者云当作觌．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鹜蛇身﹔恶舌者作鸱鸮俏鹤,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浼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这一故事又见<冥祥记》，但较此为详。“舒礼”条也描写了太山冥司,其中有福舍,为僧人死后居住的地方。“数千间瓦屋,皆悬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呗偈者,自然饮食者,快乐不可言”;而生前有罪者则备受酷刑。巫师舒礼因有杀生非，协上“热熬”。太山府君“使吏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熬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康阿得”条也与到铁床、刀山剑树,赤铜柱,并称地狱凡十狱,各名“赤沙”、黄沙、“白沙”等。“石长和”条还云在去冥司的路上举佛省行大追,尔者则走棘路,“道两边棘刺皆如鹰爪”,人行棘中“如被驱逐，身体破坏,地有凝血。”

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如此发达,如此深入人心,按理说这一时期的丧葬应以厚葬为主流,但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功个足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其惨重的破坏,所以厚葬之风没有流行,薄葬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趋向。当然,这只是相对于前、后时代而官的。

这一时期,厚葬之风不盛,但也宋消大如二国时期的外夷风行厚葬。吴宋帝孙皓宠爱的左夫人亡故,“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此外,考古资料麦明;孙吴的墓室规模都较大，长度-一般为8米左右，最小亦长6米以上,少数可达10多米。其随葬品与汉代相比毫不逊色,除不见玉衣外，其余则应有尽有。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有随葬品140多件,其中精美的漆器几近一半,达60多件。此外,还出土6000多枚钱币。其它较大的东吴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一般都在50件以上，多的也达100多件。西晋时期,一些权贵也盛行厚葬,如抚军大将军王浚,“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以地区而论,江南也盛行厚葬习俗，如<晋书·贺循传>载吴兴郡武康县“俗多厚葬”便是证明。

有的文献记载南北朝人盛行薄葬之风，如史称北燕冯素弗“车服屋宇，务于俭约”,死时也是薄葬,在墓中仅放置-些实用器皿、礼仪文物。然而我们从考古资料中看到的却完全不同于文献记载。据报道，该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随葬文物。其中有外施彩绘的漆棺残片，有辐鲸车上盛金螭首铜杆头等部件:镂孔山形金饰片和喇叭形金器,陶、铜、铁、玉、漆、玻璃等器500余件,其奢华的程度同样也是令人瞠目结舌国。当然,有的文献资料也载有南北朝人厚葬的情况。如<吕纂载记>云: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水陆奇珍不可胜计,则张骏丧葬奢侈可知。又,刘曜葬其父妻,慕容熙葬其妻子以及后魏文明后,胡灵后等人也均以丧葬侈靡著称。

在灵魂不灭观念的支配和影响下,许多与厚葬有关的丧葬礼俗在这一时期出现或流行起来，其中主要有七七斋,荧纸钱、相墓术等等。

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十分盛行,因果报应、轮回转生,修行成佛等宗教观念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人们笃信灵魂不灭,相信鬼神的存在,由此又形成了人们对佛道二教的菩萨和神仙崇奉膜拜,对鬼神的敬仰和畏惧。尽管释道二教不主张隆丧承葬而实行薄葬,但在中国民众强固的现世观念和亲族意识面前,佛道二教的薄葬观被人们所曲解,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僧侣、道士参加民间丧葬活动不仅没有使魏晋以来趋于薄葬的社会习俗沿袭下去,相反却为这一时期的厚葬风气加了一把助燃剂。

人们笃信灵魂不灭，自然慝葬不能避免。加上隋唐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使隋唐又进入一个相对厚葬的时期。

统治者是这一时期厚葬风气始作俑者。唐太宗曾自定陵地于九嬖山。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死,唐太宗下令营建昭陵,并对侍臣说:“古者因山为陵,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此诚便事,九嵯山孤耸回绝,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足容一棺矣,务从俭约。”唐太宗宣扬薄葬的目的是为了使"奸盗息心”,免遭“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之难。但事实上昭陵建造并不俭约。陵园周长六十公里,面积达二公质,其壮观雄伟为历代帝王陵寝所无法比拟。<新五代史·温韬传>云:昭陵墓窒内部“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r兰亭序墨迹,就藏在铁匣之中。此外,陵园中还建有房舍游殿,供唐太宗灵魂游乐所用。……整个昭陵的营建,前后历时十三年之久。唐高祖死时,也曾诏山陵制度,准汉长崴故事,务从隆厚。为此,大臣虞世南等人多次上疏太宗李世民,劝以薄葬,最后才使厚葬的程度稍有降低。此后的乾陵也以气势雄伟、规模浩大而著称。据<唐会要>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死，以固其中。”真可谓固若金汤。据初步统计，隧道至墓门共用石条达2500块之多。工程之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所仅见。整内的随葬品也很丰富,据乾陵“七节碑”记载,唐高宗临死时,曾遗言把他生前所喜爱的书籍、笔迹埋进墓内,可以想见待到幽宫重启日,我们将会看到这“地下宫殿”所收藏的十分丰富和极其珍贵的随葬品。帝王如此,皇室贵族大臣等亦不稍逊色,均以厚葬为尚。宪宗女永昌公主死,令京兆尹元义方减其制之半,宰相李吉甫力谏乃罢。顺宗子文敬太子源卒,德宗亦下诏原葬,车土治坟,至废农事。考古资料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如昭陵仅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三个陪葬墓就出土4300多件珍贤的文物。为了使死者能够像生时一样享受,统治者不惜重金模拟地上王国于阴间世界，墓中放置千味食品便是突出的一例。在让皇帝葬时,所司请求根据诸陵旧例,内置千昧食,为此监护使左仆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羊,驴、犊、獐、鹿等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料,皆无所凭。动皆宰杀。盛豆胎养,圣情所禁。又须造作什物,动逾千计。求征市井,实谓烦劳。伏望依礼减省。”<旧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五月,诏入景陵玄宫合供千味食。鱼肉肥鲜,恐致熏秽。统治者又下令尚药局以香药代食，其所费用更大于尚食所费。

在唐代帝王的带动之下,厚葬之风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大有超过秦汉之势。“薛举区区,而起坟墓,置陵邑,岂特沐猴而冠哉﹖李义府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铄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辐牺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李光进不过一战将。而葬其母,将相致祭者四十四幄,穷极奢靡”。商宗永隆二年正月,诏雍州长史李义玄;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可严加捉搁,勿使更然。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国:“臣闻王公已下,送终明器等物,具标甲令,品秩高下,各有节文。……近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诸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并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行。"玄宗时,王皇后欲厚葬其父,宋璨等大臣曾力谏,言:“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曾禁送终违式者。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九月，又制曰:“白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以其无益亡者,有损生业故也。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既竭家产,多至凋弊。然则魂魄归天,明精诚之已远;卜宅于地,盖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为非达。且墓为真宅,自便有房，今乃别造田园,名为下帐,又冥器等物,皆竞骄侈。失礼违令,殊非所宜﹔戮尸暴骸,实由于此。承前虽有约束,所司曾不申明。丧葬之家,无所依准。宜令所司据品令高下,明为节制:冥器等物，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帐,并宜禁绝;坟墓茔域,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二十九年正月,又禁厚葬。代宗大历七年六月,诏戒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脱宝钿等物。法令不能说不严厉,但在统治者的身教之下，这种法令只是一纸虚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