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厚葬的起源“敬鬼神而远之”的周人尚鬼观

与殷商一样,周人也把鬼神崇拜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王室刘于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其迷信鬼神的程度比起殷人来要轻得多，其原因当然与周人克殷直接有关。周初文献一方面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另一方面又惊呼“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足可证明。故孔子在t礼记·表记>中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种说法与<礼记·檀弓上>所载的。“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以及“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的说法是一致的,因而可信。

周人这种重民轻天、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自然在丧荞观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殉、祭奴隶和随葬青铜器与商代相比,都呈减少趋势。但从考古资料来看,周代初期的丧葬礼俗仍未摆脱商人尚鬼的习俗,孚迢风气仍然非常浓厚。直到西周穆王,特别西周中期以后,这种厚葬风气才呈现出减薄的趋势,其显著特征是人殉的现象几乎完全消失，随葬品减少并以铜器组合代表死者的身份。人殉现象的大量减少和列鼎制度的出现，表明周人已逐渐脱离殷人尚鬼的本质,创下了“郁郁乎文哉”的理性文化。难怪春秋时期的孔子要说“吾从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