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丧事最为俭薄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葬事与以前的秦汉时代和以后的隋唐宋元明清诸代相比,显得格外俭薄,给人以一种革故鼎新之感，所以它在中国丧葬史上也格外引人瞩目。

曹魏的统治者曹操和曹丕父子是这一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作为封建帝王,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在中国丧葬史上占有震要的地位。

曹操是东汉末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许劭评论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他颇有政治抱负，为了完成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他以一匡天下的雄心壮志,对当时社会的许·多流弊进行改革，厚葬恶习便是他改革的重点。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在平定冀州后,马上下令革除厚葬,一之于法,并严禁墓前立碑。他自己以身作则,率先薄葬。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自己选定墓地。并确定了墓地的基本格局,诏日:“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未及两年,曹操便在洛阳去世,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结果,葬事均按曹操的遗愿而办。<晋书>载:“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犁,无所增加。……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③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他的薄葬言行,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何种目的,显然要比大行厚葬的秦皇、汉武二帝要开明得多。他的这种力挽颓风的举措确是难能可贵的。

曹操的薄葬言行对儿子魏文帝曹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父亲的带动之下，曹丕也力主薄葬。黄初三年( 222年),他选择都城洛阳的首阳山东麓作为陵地，并留下终制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规定:“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毅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明令丧事一切从简。同时,曹丕还清醒地认识到孚葬之事往往是由君臣双方共同造成的，因此吩咐将终制诏书抄成数份,分别藏于宗庙和尚书、秘书、三府中,以防阿谀拍马之徒有所变更,于此可见曹丕薄葬之心之坚定。黄初七年,曹丕四十而亡,“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魏明帝曹叡,生前虽崇尚奢华,但在葬事上也提倡薄葬,"未遽营陵墓之制也”。

上行而下效。曹操父子的薄葬言行对曹魏的葬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约束作用。曹丕妻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其母,郭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郭皇后本人亦以曹丕终制薄葬行事。曹操子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皆遗令薄葬,依父兄终制.

一些大臣贵族也效法曹氏父子,实行薄葬,见于史书的有司空王观、尚书令裴潜、光禄大夫徐宣、光禄勋高堂隆、太常韩暨、右将军徐晃、豫州刺史贾逵、兖州刺史司马朗、议郎沐并等人。

蜀汉、孙吴二国的丧葬风俗虽然游离于薄葬的主线之外,葬事明显奢侈于曹魏，但也不乏薄葬之人。如蜀汉名相诸葛亮身行薄葬,遗命冢足容棺，不须器物散骑常侍谯周亦葬身俭薄。孙吴也有一些大臣贵族实行薄葬,如大司马吕岱、辅吴将军张昭,尚书仆射是仪,大将军诸葛瑾,南郡太守吕蒙等人。

晋袭曹魏之风,也以薄葬为尚。晋宣帝司马懿去世于曹魏嘉平三年(251年)，“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敲,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景、文二帝也皆遫率成命,没有厚葬。景帝崩,其“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文帝妻文明王皇后和晋武帝妻杨皇后卒,也均承前制,实行薄葬。东晋帝后的葬事也大多依遵西晋的制度。《晋书>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东晋时期皇室的丧事只有元帝葬其子琅邪悼王焕颇为奢侈外回,其余都是实行薄葬。晋明帝司马绍遗命薄葬,“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成帝司马衍葬其妻杜皇后,诏曰:“今山陵之事,一从节俭,陵中唯洁扫面已，不得施涂车刍灵。"康帝司马岳陵中,始用宝剑、金舄二物,即被后人视为有违祖法,引以为戒。穆帝司马聘卒,有人拟用宝器陪葬山陵,大臣江迪马上进谏阻止,说:“宣皇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后则。景帝本遵遗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无所施设,惟脯l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宝剑,金舄。此盖太妃罔己之情,实违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为故事。臣述先旨,停此二物。"结果,事依江迪所谏而行。南朝淫侈之主颇多,然在葬事上未闻有奢侈之事。这说明,春秋战国以来(尤其是汉代)的薄葬思想已深入人心，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虽然,这些封建统治者还没有跳出无神论的窠白,但他们的这种言行,比起秦皇、汉武来自然要通达得多。他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死后继续享受的幻想,只求避免“戮尸地下”的悲惨结果,“使魂灵万载无危”,这是一种明智的举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会盛行薄葬?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直接导致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盛行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厚葬和掘墓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形影相随。一方面丧葬者以珍宝珠玉金银财物等陪葬入墓，作为尽孝夸富的手段另一方面盗匪、贫民及反抗者却以挖坟劫墓作为谋生敦急的方法,同时也发泄仇愤怨恨的情感。所以,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厚葬的坟没有不被挖掘的,只是迟早而已。孔子说:“以宝玉收,譬之暴骸中原。"<吕氏春秋>说:“无不亡之国,无不发之墓。"其实,许多统治者的陵墓在国未亡之时,即已被盗。春秋时,宋国未亡而宋文公的东冢就被人盗发。齐国也是如此,齐国未亡而齐庄公的墓已被挖。楚平王的墓不仅被吴兵所发，而且还遭伍子胥鞭尸三百。秦始皇陵以固若金汤著称，但也难逃掘墓之难。秦始皇葬后三年,“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目不能灭"。就是在封建秩序稳定、社会经济空前高涨的汉武帝时期,也有人曾险去“盗发孝文园瘗钱”。至于灾荒年代,人们更是将掘坟挖墓作为敦生济急的最佳途径,“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西汉末,赤眉军自陇西再度入关时,曾于咸阳北原发掘处,令后代不知所在”。……风气所及,遍布朝野上下。

第二，社会的不稳定性和皇权的衰落也是导致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盛行的重要原因。

从220年当曹丕称帝到265 年司马炎立晋的四十六年里战火终在大江南北蔓延不止。连年的军阀混战便人民惨遭战争之害,“死者且半”,活着的也奔走四方以数百万计,史书载:“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懂相望,一派费邳京篆。”史上富饶的中原成了“千里无人烟”的战场,“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随后又经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分裂动荡。这种不稳定的社会形势,一方面使人们因害怕掘墓而不敢厚葬,另一方面也使醉心于厚葬的人在葬事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时期出现的“潜虚伪葬”

习俗和大墓罕少的现象便是这种形势的客观反映，正如曹操所说的“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

另外,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的盛行也反映了皇权的衰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豪强势力极为发展的时期。由于豪强势力的发展,致使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的抑制,皇权衰弱,摇摇欲坠,只能依靠亲强大族的扶持。如孙策据守江东,自知“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的道理,只有依靠“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的豪族一致支持,“禄祚”才能维持下去，孙策临终时羁咐孙权,要对士族“各尽其心,以保江东"。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战国以来皇权至高无上的陵寝制度也随着皇权的衰弱而衰落。

第三,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的盛行,与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国家的分裂,使社会经济复苏,出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流民归还,关中富实"的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录象相提并论。这种“富实”不仅蔚润中拇社润求并实现汉代那样的厚葬了。其实,魏武帝曹操禁止厚葬的一人政雕弊,下令不得厚葬”。

第四,眷秋战国以来的薄葬思想也对魏晋南北朝的丧葬风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所述的刘向奏言便是这种经验教训的总结。魏晋南北朝时代杨王孙实行俭葬,其终制说:“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哀哉!……杨王孙裸体,贵不久容耳。……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坎,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西晋名士皇甫谧也是如此,他曾言:“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可见,魏晋南北朝的薄葬风气受到前代薄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前代薄葬源流涌起的一个浪峰。

第五,魏晋南北朝薄葬风气的盛行与一些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和模范行为是分不开的。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薄葬风气的倡导者——曹操,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历来提倡节俭治国。史载他“后宫衣不锦绣,……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蜀汉名相诸葛亮也以廉俭著称，他“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此外，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东晋元帝司马睿等人也是如此。这些人生而节俭,死则薄葬,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不能不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