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薄葬思想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厚葬最为盛行的时期。但在厚葬风气盛行的同时,中国古代的薄葬理论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刘向、杨王孙、王充、王符四人便是这一思想的杰出代表。

(一)杨王孙的反真思想与裸葬

杨王孙,汉武帝时人,为西汉前期的无神论者。学黄老之术,具有道家的自然观。《汉书·杨王孙传载其事迹云:“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其奉养,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同:‘吾欲裸莽,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由此可见,杨王孙要求裸葬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要矫正和改变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之风。他说:“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同时,杨王孙的这种裸葬主张也明显受到先秦道家薄葬思想的影响,含有“反朴归真”的意义。他认为:“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这就是说,人之生死是生命自然的变化。而人的生命现象是由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结合而成的,人死后形神分离,各自回归到自然界中。因此,人死以后，其尸体已经没有感觉,当然也不可能有离开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您木为椟,葛菑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l。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肯定死后无知,否定有灵魂不灭的鬼,具有浓厚的唯物主义色彩。

从无鬼论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杨王孙又明确反对厚葬,“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於戏t吾不为也"这著名的<裸葬论》,充分反映了杨王孙黄老天道自然的观点。尽管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形神二元论的观点,可是他把精神看作气,人死后仍回到无形的气之中,肯定人死后形神皆空,无知,无鬼。这种无神论的思想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对以后薄葬理论的发展和薄葬风气的形成也有积极的影响。

(二）刘向“以俭安神”的薄葬观

刘向(公元前77一公元前6 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地.(今江苏沛县)人。是西汉后期力主薄葬的杰出代表。

刘向的薄葬思想,从《汉书>本传所载他向皇帝的奏状来看，显然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去坟薄葬,以俭安神”。那么，怎样.使皇帝能够听从他的劝告以节葬呢?对此，刘向颇费了一番心思:

首先,刘向托吉薄葬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之所为。他在.奏议中说:“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坭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

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面薄葬之。”

此外,刘向还将周公、孔子、<吕氏春秋>作为薄葬的模范。认为这种“便于体”的薄葬,才是“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接着,刘向又陈述了厚葬的危害。他在奏议中列举了吴王阊闾和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及秦始皇因厚葬而陵墓“咸尽发掘暴露"的历史事实,阐明“葬愈序,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的道理。

最后,刘向企图通过丧葬奢俭的得失,劝导皇帝效法圣亲明王贤君和智士的薄葬行为,“躬亲节俭”,“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z“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以“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为榜样,以“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为教训,实行薄葬,“以息庶众”。

由此可见,刘向的薄葬思想是在先秦墨家,谊家和<吕氏春秋>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厚葬盛行的汉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王充的无神论丧葬观

王充(公元27一97年)，字仲任,会稽上歔(今浙江上虞)人。是东汉前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无鬼论一—薄葬论”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衡》一书的《论死>、<死伪>,<订鬼》、薄葬等篇中。

王充认为,社会上盛行的“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厚葬恶习,来源于“墨家之议右鬼,以为人死辄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的明鬼论;儒家好礼,提倡“卿祭备物”以敬祖，“示不负死以观生也”,也“开不孝之源”,为厚葬风气的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因为墨家的有鬼论使人们“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于是那些“轻愚信祸福”的人便“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而儒家的“丧祭礼废,则臣子愿泊(薄)"的主张，更使那些要做"孝子”的人,在丧葬上“从其重者”、“自竭以蹴葬亲”,造成“财尽民贫,国空兵弱”的严重现象。

王充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铲除厚葬恶习,必须让人们明白“死人无知，厚葬无益”的道理,坚持无神论,“辩士文人有效验,若隰家之以社伯为据，则死无知之实可明,薄葬省财之教可立也”。

为了矫正社会上的厚葬恶习,“使俗薄丧葬也”，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对历史上的鬼神论进行了抨击,定其真伪、轻重,抨其虚妄，为实行薄葬、反对厚葬提供理论依据。在t论死篇>到<薄葬篇》,王充集中论述了“人死不为鬼”的无神论思想。

综上可见,王充的薄葬思想,从理论上来说。比西汉时的杨王孙、刘向等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在鬼神迷信泛滥成灾,厚葬恶习盛行于世的东汉时代,王充能够坚持无神论,坚决反对厚葬,这种精神于分可贵。他的薄葬思想不仅在后世(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宣传薄葬、反对厚葬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王符反厚葬、主养生

王符(约公元85--163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为东汉后期著名的思想家。东汉后期,社会矛盾已经空前激化,朝政也更加腐败黑暗。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王符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著书讥评时政,反对贵族官僚的虚伪,揭露豪强地主的贪婪和残暴。其中,对原葬弊端的抨击和剖析,就是王符薄葬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王符认为厚葬害国害民。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鞭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惰。老臣赞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工各当进吏斋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此无益于本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又说。“京师贷戚,必欲江南橘梓,豫章鞭楠,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夫橘梓、像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岑,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于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工伤农，可为痛”他认为,如果照此下去,“则国危矣”其次，王符认为这种厚葬风气并非是“孝悌之真行"。他在《务本篇>中指出:“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伤丧纪以言孝,感飧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

最后,他指出社会上之所以厚葬盛行,原因并非民性使然,者还有许多。如西汉的张临、朱云、龚胜,东汉的祭遵、王堂、羊续、樊宏,梁商、郑玄、张霸、周磬、赵咨、东海恭王、张都、何熙、崔爰、马融、卢植、张奂、孔倍、符融、范冉、谢夷吾、李穆姜(女)，等等。都堪称代表人物。这些人虽然没有像王充那样对灵魂有知和厚葬风气进行坚决的抨击,但他们主张薄葬的言行,对于厚葬成风的秦汉社会来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世风的作用。魏晋时期的薄葬,便是证明。

而是"竞务者,乱政薄化使之然也”。"是故,世之普否,恰乙得厚,皆在于君”。⑧期望最高统治者能够“正表仪以率群下”,一改世风。

由上可见,王符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政的角度,分析厚葬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这是对王充薄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